作品．§2 他／她所身處的陌生世界

大二上（2006年尾）我修了一堂課「人權：移民與多元文化」

第三堂課的一開始，夏曉鵑老師突然用英文對話，皆下來助教也跟著用陌生的語言對全班說話。

大家都感到不知所措，老師卻不斷的拋出問題，雖然不是聽不懂，卻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。

最後終於有一位當時大四的學長挺身回答。

老師說：「你們現在的感受就跟剛來台灣的移工差不多。」

 

 

2009年暑假時，大熊先生因為要出國而暫住中壢一晚。

在我搭火車到中壢的途中，因為已經沒有座位，所以只好站在車廂連結處。

火車上很多和我一樣沒位子的人，有些人靠在牆壁上，有些人坐在階梯處出口處休息。

眼角餘光瞄到一個手上拿著報紙閱讀的人，再仔細一看，他看的報紙居然是泰文四方報。

過了半年在報社提到此事，學長說，那真的很難得，因為泰文四方報的發行量很少。

 

 

出了火車站，大熊先生走來迎接我，一邊說著：「好可怕喔！這裡到處都是外勞。」

火車站確實是移工的集散地，因為是最方便的聚會場所。

但為什麼要覺得可怕？

 

 

上課時，我們也曾討論過這個問題。

有個當時大一的學妹說，她住在桃園，曾被一群經過的外勞搭訕，她覺得很恐怖，而且住家附近的小吃店，外勞們常常大四喧嘩，很吵鬧。

 

 

「骯髒、吵鬧、群聚著」似乎構成了一般台灣人對於外籍移工的刻版印象。

骯髒可能來自於膚色、工作環境所造成的。

吵鬧可能是因為平日沒有太多可以說話、聚會的時間空間，因此只要有娛樂休息時間，當然會想盡情的聊天。

群聚也是基於相同的理由，人在異鄉，難免會和同鄉、同語言文化者親近起來。

 

 

相反的，看看部落格下流美的下流世界《下流夫妻百是哀》說了什麼：

「我回想起初次跟傻強看房子的那個夏天。當時美國房地產市場還很火，預售屋的辦公室裡一片繁榮景象，其中兩個身邊沒客人的銷售人員抬頭看了剛進門的我們一眼，繼續他們的對話。然後一對中年夫婦進來。先生的金頭髮裡面透著一點灰白，從口袋裡拿出一條手帕拭了額頭上的汗珠；太太腳上踏著香奈兒雙色鞋，完美妝容底下躲著藏不住的細紋。剛剛沒空的仲介立刻殷勤接待。」

下流美是住在紐約的台灣女性，她的丈夫傻強是來自廣東、紐約長大的華人。

甚至是台大社會系的藍佩嘉老師在她書中《跨國灰姑娘：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》也提到類似遭遇：一個在美國大學內教書的台灣女性，卻依然被白人老太太視為洗衣店員工。

 

 

不同膚色、不同族群者各有不同文化，但不變的是對於「異己」的態度。

無禮和鄙視可能來自於不了解或恐懼，輕者有如你我對於移工的態度：不願親近；再嚴重點，就可能會說出「請生個純正的台灣人」這類言語。

詭異的是，大多數人會譴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屠殺、迫害猶太人，卻忘了那樣的暴行是源於潛意識中的歧視與無知。

 

 

沒有道理因為語言膚色的不同，而感到恐懼。

生長在台灣的人一樣會聒噪，你怎麼不歧視那些坐在大禮堂中應該安靜聽演講，卻吵鬧到害你無法專心的無禮人？

被韓國人和日本人搭訕，你會感到害怕嗎？（韓國和日本同樣位在東亞）

你真正害怕的是什麼？

 

對於政經強勢者，我們卑躬屈膝。

對於政經弱勢者，我們白眼以對。

 

 

要了解移工生活，或許可以看看移工轟拍，以下選錄新聞一則。

 

移工轟拍展 讓台灣看見移工（原文網址：我們甚至失去了黃昏）

【記者／胡慕情】

身材嬌小的Ani，在空無一人的房間架起攝影機，搭配讚頌阿拉的音樂，緩緩地用印尼語對著下個月即將來台工作的妹妹叮嚀：「我在工作之餘會做有意義的事，學中文、電腦、攝影，希望妳也可以。」

 

Ani參與國際勞工協會（TIWA）舉辦的轟拍工作坊，決心以攝影的方式拍一部「家書」給妹妹。Ani拍了中正紀念堂、101大樓、美麗華摩天輪等景像。她對妹妹細數台灣有哪些地方可以逛街、購物，也拍攝自己參與台灣政府舉辦的印尼國慶與國際移民日的活動。

 

「即使從那麼遠的地方來到台灣，能和朋友一起過、唱回教的歌，我就覺得很開心了。」Ani拍下台灣美好的畫面，卻不要妹妹只懂得享受。她在畫面中不斷叮囑妹妹要好好上班，才可能像她一樣存錢、為家裡蓋房子。

 

Ani說自己很幸運，雇主每周都讓她休假，讓她看到台灣許多美麗的地方。希望這支片子能讓即將來台的妹妹了解台灣的現況。相對於幸運的Ani呈現出的富饒台灣，在樹林一家工廠工作的Boyet則展現另一種台灣的面貌，也是他每日的生活處境。

 

來自菲律賓的Boyet原本是高中老師，因為菲律賓經濟狀況極差，和妻子討論後決定來台工作，明年1月就滿6年。Boyet說，來台工作是為了讓兒子能讀到大學畢業，存一點錢開一家自己的店。

 

Boyet 來台後成為低階藍領勞工。每日早上得在80度的烤箱旁工作，取出根本不知道要送去哪裡、也不曉得有何作用的金屬產品。他在片中拍攝自己把金屬換到一個又一個的烤箱、把金屬放進蠟裡、脫水、放進塑膠袋；把產品放進一碰就會起大水泡的滾燙的油，以及會讓眼睛瞎掉的甲苯。

 

「這就是我每天要做的事。」Boyet戴著一個口罩對著攝影機說，他每天得做到晚上10點，「這個時間就是一直走路可以走到台北而且來回很多趟那麼久。」Boyet的鏡頭也拍向本勞，同一家工廠的本勞有椅子坐、做輕鬆的工作。領取固定薪水的Boyet卻不只是工廠工人，還兼任清潔工、維修人員。

 

住在以木板隔間、只有電扇又狹小的房間裡，只有電腦視訊和發薪日安慰他每天的辛勞。「我收到薪水時會立刻寄回家，拍這支片子也是要讓家人知道要好好理財：因為我真的很辛苦。」

 

為了拍攝影片，Boyet幾乎沒時間睡覺，為了呈現工廠狀況，還得偷偷躲著老闆。老闆發現他在拍東西之後，不許Boyet拍攝工廠一些勞動條件不好的地方。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吳靜如說，這支片子根本可以送勞動檢查單位，因為對移工的保護措施極差。

 

像Boyet這樣處境的移工很多，她們卻無法訴說自己的勞動狀況。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沒有休假與語言不通。前中時工會幹部甘冠智在轟拍工作坊中扮演著有趣的映對角色，他說：「平時口齒流利的我遇到無法溝通的狀況，真的很痛苦。」

 

甘冠智原想拍攝母親住院時看到的移工，在TIWA的鼓勵下，將片中主角設定為Boyet。甘冠智說，Boyet很高興自己參加工作坊，因為這麼多年來語言不通，他交不到台灣朋友。透過拍片，甘冠智才知道要和「外國人」交朋友真是難。

 

甘冠智的片子很爆笑。因為Boyet的中文能力只會講一些菜名如洋蔥，而甘冠智的英文程度只能講「yes」。片中有一段是甘冠智問Boyet的名字，居然聽成「摩亞」；又如問到Boyet的家庭，Boyet拿出兒子照片說「My son」，甘冠智卻誤以為Boyet的兒子叫「梅山」。

 

甘冠智曾一度火大到不想拍片，但在妻子和兒子的協助下仍然完成。雖然妻子視障，兒子英文程度也不到頂尖，但甘冠智一家人以開放的心邀請Boyet到家中包水餃、到碧潭玩，英文不太通就比手劃腳，漸漸地產生了友誼。

 

紀錄片導演郭明珠說，甘冠智的片子看起來爆笑，但背後反映的卻是挫折。雖然溝通過程很累，但在拍攝過程中，甘冠智也對Boyet願意離開家人長達6年感到不可思議，「阿甘是家庭美滿的人、什麼事都和家人分享，這是很好的對照。」

 

轟拍工作坊希望激盪出更多本勞與移工對話的空間，從滿堂掌聲、有笑有淚的回應中，轟拍影展已成功踏出第一步。甘冠智說，Boyet回菲律賓時，他打算要跟著去拍另一個版本的「雞同鴨講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