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三月,我最後一次見到還會對我笑的外公。那時候,他因為接受癌症治療,還在發燒。
醫師說,外公身體虛弱,可能捱不過治療,不如返家好好休養,還能多活一段時間。
我問外公,「能不能不要繼續做了?」
外公沉默。
我求他,「不要做了好不好?」
外公只是說,「再想看看。」
後來我打電話,跟媽媽說醫師的說明,也拜託媽媽和外婆說服外公不要繼續接受治療,阿姨、舅舅、舅媽......都一致認同「不要繼續做了」,因此我也很放心的回新竹工作,計畫著兩周後再回台中看外公。
只是我沒想到,才過了十天,4月4日凌晨1點,我接到媽媽電話,跟我說外公走了。
那天,我才跑了一條社會新聞,在黑夜中尋覓傳說中「不幸的屋子」,還驚魂甫定,才剛剛入睡,媽媽就打來了,聲音很平靜。
「你開玩笑嗎?」當時,我這樣問媽媽。
媽媽一樣冷靜的說,「我不會拿這種事開玩笑。」她還問我,要自己開車,還是等爸爸載?
我不顧爸媽的勸阻,決定自己開車回家,深夜吵醒副主管告知隔日無法上班,後在開車時,副主管還打來問我是自己開車嗎?他很擔心我獨自開車的危險。
我比大家都早到台中市立殯儀館,還多等了一小時,其實沒有半點真實感,腦海中還想著手機沒電了要找地方充,甚至還考慮「在這打卡會不會很怪?」
眼淚一直到見到外公遺體時才落下來,我跟阿公說,「我來看你了」他的臉色,比任何時候都白。外公冰入冰櫃後,外婆說了外公過世前的事。那時候我才知道,原來外公沒有放棄治療,即使外婆一再勸阻,仍敵不過阿公的意願。
在處理完喪事後,媽媽問我,「阿公這樣算不算自殺?」
外公很清楚繼續抗癌的風險,他是護理長退休,不會不知道繼續治療,只是加速死亡。
我記得他在罹癌後還笑著問我,「阿公有沒有比較好?」他也答應我,要牽我的手進禮堂。
雖然他也曾對我道歉,告訴我他可能無法履約。
只是我還是很生氣又痛苦,因為阿公也說過,他不能違背神的旨意,會面對病魔。
我哭得很慘,一直到現在,想起阿公,哭到聲嘶力竭時,還是會打給媽媽,跟她說我好想阿公。很多親友都說,要為阿公開心,因為他不再受病魔折磨。
理智上我同意,情感上卻難以接受。
去年我讀了日本醫師夏川草介所寫的〈神的病歷簿〉,才有種被書中溫柔的情感所治癒的感覺。
一向走在我前方的堅毅背影,也有軟弱服輸的權力。
在外公病後,我才開始認識他的軟弱,以及他不只是我外公,還是一個人。
小時候,他為我做風箏、紙燈籠,帶我上街買糖,護著我不被外婆打,即使我長大了,他在我心中一樣高大。他獨自一人越過台灣海峽,在台灣落地生根,努力讀書考上公費護士,幾次渡過鬼門關。他的身影是如此巨大,讓我無法想像也難以接受他軟弱的一面。
但罹癌後,我見過他的淚,在他以為我已經睡著的時候,一個人躺在病床上默默哭泣,他不再獨立,須仰賴我們為他擦身清潔、把屎把尿,醫院離家好遠,甚至無法吃他想吃的食物。
我親眼看見他受苦,為什麼我還能固執的認為,外公能面對這一切?我為何還有資格認為自己也有創傷?
我太自私,我只是不想自己痛苦而已,因為外公給我充沛的愛與關懷,我希望在我的一生中,都有他相伴。
於是,我接受了,在認為自己接受的當下,也承認自己卑鄙與自私。
人若已無法維持尊嚴生活,那麼,有權選擇自己死亡的方式。
我還是維持自以為是的叛逆,到現在回台中,我不進外公的舊房間,也不太願意向外公的牌位請安問好。
外公還活著,在我的記憶裡、在我的心中,他依然鮮明,除非有一天,我必須依賴著外公的牌位才能想起他的容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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